从大三巴牌坊到市井街巷：一座城市的记忆碎片

第一次站在大三巴牌坊前面的时候，我脑子里冒出来的念头其实挺煞风景的——这玩意儿怎么这么像一堵被火烧剩下的墙？后来才知道，它确实就是一堵被火烧剩下的墙。圣保禄教堂前后建了两次，烧了两次，最后一次大火把整座教堂几乎烧了个精光，只留下这面前壁孤零零地立在那里。你说它悲壮也好，说它倔强也罢，反正它就那么站着，站了几百年，站成了澳门最醒目的地标。

但我想说的不是大三巴本身。我想说的是，围绕着这面墙，澳门这座城市是怎么一步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那些被称作“平马图”的民间记忆载体，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。

平马图是什么？一个被遗忘的民间叙事

说实话，我第一次听到“平马图”这个词的时候，完全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。后来查了一些资料，又问了几个在澳门做文化研究的朋友，才大概拼凑出一个轮廓。所谓“平马图”，并不是某一种特定的图像或文献，而是一种流传于粤港澳民间的叙事传统——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记录街区变迁、人事更迭、风俗流变。它有点像旧时的“清明上河图”那种长卷式记录，只不过更接地气，更碎片化，散落在各种民间出版物、庙宇碑刻、甚至茶楼墙上的装饰画里。

在澳门，这种传统尤其深厚。因为澳门这个地方太特殊了——它既是葡萄牙人的殖民地，又是华人社会的聚集地；既有天主教的教堂，又有佛教的道观和民间的土地庙；既有西式的碎石路，又有中式的青石板巷。这么多矛盾的东西挤在一个不到三十三平方公里的地方，不产生点什么独特的文化形态才怪。

大三巴牌坊所在的区域，恰恰是这种文化混杂最典型的地带。从牌坊往下走，经过大三巴街、卖草地街、板樟堂街，一路到议事亭前地，你会看到什么？你会看到巴洛克式的教堂立面旁边挨着中式骑楼，葡式碎石路面上走着穿校服的学生和拎着菜篮的阿婆，手信店里卖着杏仁饼和猪肉干，隔壁可能就是一家开了几十年的葡国餐厅。这种混搭不是刻意为之的，而是历史一层一层叠加上去的结果。

城市变迁中的“平马”叙事

我认识一位在澳门土生土长的老伯，姓陈，七十多岁了，在大三巴街附近开了一家小小的凉茶铺。他说他小时候，大三巴牌坊前面还是一片空地，周围都是低矮的平房，街坊邻居彼此都认识。后来旅游业起来了，游客越来越多，铺租越来越贵，很多老店都撑不下去搬走了。他的凉茶铺能撑到现在，是因为铺子是自己家的，不用交租。

陈伯跟我说，以前澳门有一种“讲古”的传统，就是老人家在茶楼里讲故事，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这条街以前是什么样子的，那栋楼以前住的是谁，哪家店以前卖的是什么。这些故事没有人专门记录下来，但它们口口相传，一代一代地传下去。某种意义上，这就是“平马图”的口头版本——用叙事来标记城市的变迁。

可惜的是，这种口头传统正在消失。年轻人不爱听这些，老人家也一个个走了。陈伯说，他现在偶尔还会跟来喝凉茶的熟客聊几句从前的事，但听的人越来越少了。

大三巴街区的空间变迁：从华人市集到旅游热点

如果要理解大三巴街区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，得从几个层面来看。

第一层：宗教空间的世俗化

圣保禄教堂始建于十七世纪初，是远东最大的天主教教堂之一。那时候，大三巴一带是葡萄牙人宗教活动的中心，周围有教堂、修院、神学院。但教堂被火烧毁之后，宗教功能逐渐消退，取而代之的是世俗生活。华人开始在废墟周围摆摊设点，做起了小生意。这种从神圣到世俗的转变，是澳门城市空间演变的一个典型特征。

你去看看今天的哪吒庙就知道了。这座小小的中式庙宇就建在大三巴牌坊旁边，供奉的是哪吒三太子。一个天主教教堂的废墟旁边，紧挨着一座华人庙宇，这种空间上的并置本身就很有意味。它说明什么？说明不同文化在这片土地上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，而是互相叠加、互相渗透的关系。

第二层：商业形态的迭代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大三巴街一带还是以服务本地街坊为主的小商业区。米铺、布店、药房、茶楼，卖的都是日常生活用品。到了八十年代，随着澳门旅游业的开展，手信店开始出现。杏仁饼、蛋卷、花生糖，这些原本是本地人过年过节才吃的东西，变成了游客必买的伴手礼。

再往后，连锁品牌进来了，国际化的餐厅和商店开起来了。老店铺一家家关门，新店铺一家家开张。这个过程不是澳门独有的，全世界很多旅游城市都经历过。但澳门的问题在于，它的城市空间太小了，这种迭代的速度和密度都特别高，高到让人有点喘不过气来。

第三层：居民结构的改变

我前面提到的陈伯，他算是幸运的，因为铺子是自己家的。但很多老街坊就没这么幸运了。房租涨了，生活成本高了，年轻人搬到了氹仔或者珠海，留下来的多是老人。大三巴街区白天是游客的天下，晚上游客走了，街区就安静下来，安静得有点冷清。

这种居民结构的改变，直接影响到了社区文化的传承。以前街坊邻里之间的那种紧密联系，那种“远亲不如近邻”的互助关系，在商业化的冲击下变得越来越淡薄。你很难在一个到处都是手信店和药妆店的街区里，找到那种老澳门的市井气息。

文化印记的保存与流失

说到文化印记的保存，澳门其实做得不算差。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，很多老建筑得到了修缮和保护。政府也设立了一些博物馆和展览馆，用来展示澳门的历史和文化。但问题是，保护建筑和保护文化是两回事。

你可以把一栋老房子修得漂漂亮亮，但住在里面的人走了，房子就变成了一个空壳。你可以把一条老街铺上漂亮的碎石路，但街边卖的东西和全世界任何一个旅游景点都差不多，那这条街还有什么独特性可言？

“平马图”这种民间叙事传统的价值，恰恰在于它记录的不是建筑本身，而是人和空间之间的关系。它记录的是谁在这里生活过，他们怎么生活，他们看到了什么，他们记住了什么。这些东西是修不出来的，也是买不来的。

那些正在消失的细节

我记得有一次在大三巴街附近的一条小巷子里，看到一位阿婆在门口晒咸鱼。那种味道很冲，路过的游客都捂着鼻子快步走过。但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，因为那个画面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外婆家的院子。后来我再去那条巷子，阿婆已经不在了，门口晒咸鱼的位置变成了一个卖冰箱贴的摊位。

这就是城市变迁的残酷之处。它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，而是一点一点地、悄无声息地发生的。等到你意识到的时候，那些你熟悉的细节已经不见了。

大三巴牌坊还是那个大三巴牌坊，但它周围的一切都在变。那些曾经让这个街区有血有肉、有温度的东西，正在被一种更标准化、更商业化的模式所取代。这种取代不一定是坏事，但它确实让人感到某种失落。

在变迁中寻找锚点

写到这里，我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。每年农历三月，澳门都会举办“苦难善耶稣圣像出游”，这是一项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宗教活动。游行队伍从主教座堂出发，经过议事亭前地、板樟堂街，最终到达大三巴牌坊。沿途会经过很多商铺和住宅，信众们会停下来祈祷、唱圣诗。

这个活动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，它把一条商业化的旅游路线重新变成了一个宗教空间。游行经过的那些街道，平时挤满了游客和购物袋，但在游行的那一刻，它们变成了信仰的通道。这种空间功能的临时性转换，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印记的体现。

类似的活动在澳门还有很多，比如土地诞、妈祖诞、醉龙节等等。这些活动每年按时举行，像一个个锚点，把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固定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。它们提醒人们，澳门不仅仅是一个旅游目的地，它还是一个有历史、有传统、有信仰的地方。

但问题是，这些活动还能持续多久？参与的人越来越老，年轻人越来越少。等到这一代老人走了，谁来接棒？

数字时代的“新平马图”

不过，我也看到了一些让人乐观的迹象。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开始用新的方式记录城市变迁。他们拍视频、做播客、开社交媒体账号，用镜头和声音记录那些正在消失的街景和人物。有人在网上发起“澳门老店地图”项目，把那些还在坚持经营的老店铺标注出来，配上文字和图片介绍。

这些做法，本质上和传统的“平马图”是一脉相承的——都是用记录来对抗遗忘。只不过载体变了，从纸本变成了数字，从长卷变成了短视频。但核心的东西没变，那就是对这片土地和生活在上面的人们的关注。

我认识一个做这类项目的年轻人，他说他拍这些视频不是为了流量，而是觉得“如果现在不拍，以后就拍不到了”。这句话听起来有点伤感，但也很真实。城市变迁是不可逆的，EVO视讯(科技)能做的，就是在它消失之前，尽量多留下一些记录。

写在最后面的话

大三巴牌坊是一面墙，但它不只是一面墙。它是澳门这座城市的一个符号，一个坐标，一个让人辨认方向的参照物。围绕着它，一代又一代人生活过、奋斗过、离开过。他们的故事，就是这座城市的“平马图”。

这些故事不会出现在官方旅游手册上，也不会被刻在纪念碑上。它们散落在凉茶铺的闲聊里，在茶餐厅的菜单上，在巷子口那棵老榕树的树荫下。只要你愿意停下来，听一听，看一看，你就能感受到它们的存在。

城市在变，人也在变。但有些东西，只要还有人记得，就不会真正消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