澳门玄武周刊深度报道：城市变迁中的市井记忆

凌晨四点半，红街市外围的铁栏杆还挂着昨夜的雨水。陈伯推着那辆用了二十年的手推车，轮子碾过湿漉漉的水泥地，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。他是第一个到的，比菜贩子还早。手推车上堆着几摞发黄的纸皮箱，用麻绳捆得结结实实。陈伯在街市门口蹲下来，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红双喜，抽出一根点上。烟雾在路灯下散开，像一层薄薄的纱。他说，这条街他走了四十三年，从黑发走到白头，从葡国政府走到特区时代，街还是那条街，但很多东西已经不一样了。

澳门这个地方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。三十多平方公里，挤着六十多万人。走在街上，抬头是金光闪闪的赌场招牌，低头是石板路缝隙里长出的野草。新旧之间没有过渡，像一块布上缝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针脚，密密麻麻地交织在一起。玄武周刊的记者花了三个月时间，走遍了澳门半岛、氹仔和路环，试图记录下那些正在消失或已经改变的市井记忆。这不是一份怀旧清单，也不是一份城市规划报告，而是一些人的日常——那些在霓虹灯照不到的地方，依然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的人。

十月初五日街：从繁华到沉寂，再到另一种繁华

十月初五日街的名字来自葡萄牙十月五日革命，但住在里面的人很少关心这个。他们关心的是租金、生意和楼上那户人家昨晚又吵到几点。这条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澳门最热闹的商业街之一，金铺、茶楼、布庄、药房，一家挨着一家。黄伯的茶庄开在街尾，招牌是父亲传下来的，字是清末一位举人写的。他说，以前这条街一天到晚都是人，运货的三轮车都过不去。后来澳门的商业中心慢慢移到了新马路、水坑尾，再后来是氹仔的赌场区。十月初五日街像一条被遗忘的血管，还在输送血液，但流量小了很多。

不过，黄伯说这几年又有点不一样了。一些年轻人开始搬回来住，把旧楼改成咖啡馆、手作店、文创空间。租金涨了，但人气也回来了。他隔壁的铺子空了五年，去年被一个从香港回来的设计师租下来，卖手工皮具。设计师叫阿俊，三十出头，说话很快。他说他小时候住在附近，后来全家移民，现在又回来了。“澳门变得太快了，我想留住一点东西。”阿俊的店很小，只能站三四个人，但周末的时候，门口总是排着队。黄伯有时会过去坐坐，喝杯咖啡，说还是茶好喝。阿俊就笑，说下次给他泡一壶普洱。

沙梨头：水上人家的最后记忆

沙梨头以前是澳门的水上人家聚居地之一。所谓水上人家，就是那些住在船上、以捕鱼为生的人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沙梨头一带的岸边停满了渔船，桅杆如林，渔网晾在船头，小孩在甲板上跑来跑去。后来渔业衰落，很多人上了岸，住进了政府建的楼房。但还有一些人留了下来，不是住在船上，而是住在岸边那些铁皮搭的棚屋里。

林婆婆就是其中一个。她今年七十八岁，在沙梨头住了五十多年。她的棚屋不到十平方米，里面堆满了东西：旧电视、塑料桶、几把竹椅、一个神龛。神龛上供着天后娘娘，香火不断。她说，以前这里有一百多户人家，现在只剩十几户了。政府要收地，说要建公园。她不反对，但不知道搬到哪里去。“我这辈子都在这里，搬走了，谁还记得我？”林婆婆的丈夫十年前去世了，儿子在珠海工作，一个月回来一次。她每天的生活很简单：早上买菜，下午坐在门口看海，晚上看电视。她说，海还是那个海，但船没有了，鱼也没有了。

氹仔旧城区：在游客与居民之间

氹仔旧城区是另一个故事。这里曾经是澳门的离岛，后来填海造地，和路环连在一起，再后来变成了金光大道的后院。官也街是旧城区的核心，短短一百多米，挤满了手信店、餐厅和咖啡馆。游客举着自拍杆，在葡式建筑前摆姿势。但拐进旁边的小巷，又是另一番景象。那些巷子窄得只能容一个人顺利获得，墙上贴着褪色的春联，门口摆着拖鞋和盆栽。居民和游客共享着同一个空间，但彼此很少研讨。

阿珊在官也街开了一家甜品店，卖的是传统葡式蛋挞和木糠布丁。她说，以前这条街的顾客都是街坊，现在百分之九十是游客。生意好了，但租金也涨了。她的店租从五年前的两万涨到现在的六万，她不知道还能撑多久。“有时候我想，如果游客不来了，这条街会变成什么样？”阿珊的丈夫是土生葡人，会讲葡萄牙语和粤语。他说，澳门本来就是多元的，但现在的多元和以前的多元不一样。以前是不同文化的人住在一起，慢慢融合；现在是不同文化的人擦肩而过，互不相干。

青洲：被遗忘的角落

青洲是澳门半岛西北部的一个小岛，后来因为填海和半岛连在一起。这里曾经是工业区，有水泥厂、造船厂、火柴厂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工厂一家接一家关门，工人失业，青洲慢慢变成了一个安静的贫民区。现在，青洲的居民大多是一些老人和低收入家庭。那里的房子很旧，有些是铁皮屋，有些是五六十年代建的砖楼。街道很窄，没有红绿灯，也很少有车经过。

周叔在青洲住了四十年。他以前在水泥厂工作，工厂倒闭后，他开过出租车，做过保安，后来年纪大了，就在家里帮人修电器。他的工具箱放在客厅角落，里面塞满了螺丝刀、钳子、电线和各种零件。他说，青洲的变化不大，因为没有人愿意来这里投资。但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里没有抱怨，反而有一种奇怪的平静。“澳门其他地方都变了，只有这里还是老样子。有时候我觉得，这样也挺好。”周叔的邻居是一个独居的阿婆，八十多岁，每天下午都会坐在门口择菜。她说，她在这里住了六十年，从来没有搬过。她的儿子在台湾，女儿在加拿大，很少回来。她指着对面那栋楼说，以前那里是一家火柴厂，她年轻的时候在里面做过工，后来工厂关了，楼也拆了，现在是一片空地。

市井记忆的载体：食物、声音和气味

澳门的市井记忆，不仅仅存在于街道和建筑里，也存在于食物、声音和气味中。比如，红街市早上五点的鱼腥味，营地里巷的云吞面香，三盏灯一带的缅甸菜味道。这些气味混合在一起，构成了澳门的独特气息。声音也是一样：茶楼里的碗筷碰撞声，街边小贩的叫卖声，教堂的钟声，还有赌场里老虎机发出的电子音。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，像一首没有乐谱的交响乐。

食物是最直接的记忆载体。澳门的美食融合了广东、葡萄牙、东南亚和非洲的风味，形成了独特的澳门菜。比如非洲鸡、葡国鸡、马介休球、猪扒包。但这些菜的做法也在变化。一些老餐厅因为后继无人而关门，一些新餐厅为了迎合游客的口味而改变配方。阿强在一家老字号茶餐厅做了三十年厨师，他说，以前的猪扒包用的是炭火烤的面包，现在都是电炉，味道差远了。但他也承认，如果还用炭火，成本太高，根本做不下去。“时代变了，没办法。”

变迁中的不变

澳门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。高楼越来越多，赌场越来越大，游客越来越多。但也有一些东西没有变。比如，街坊之间的那种人情味。在十月初五日街，黄伯的茶庄隔壁是一家杂货店，老板娘每天都会给黄伯带一份早餐。在沙梨头，林婆婆的邻居会帮她买菜，因为她腿脚不方便。在青洲，周叔会免费帮邻居修电器，因为他觉得这是应该的。这些小事，在游客的镜头里看不到，在政府的统计数字里也没有记录。但它们才是澳门市井生活的真正底色。

玄武周刊的记者在采访过程中，遇到了一位从葡萄牙回来的澳门人。他叫安东尼奥，六十多岁，在澳门出生长大，后来去了里斯本，现在退休了，又回到澳门。他说，他离开的时候，澳门还是一个安静的小城；回来的时候，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夜城。但他不觉得陌生，因为有些东西还在。“比如，早上喝早茶的时候，那些阿公阿婆还在讨论马经；比如，街边的修鞋摊还在，虽然生意少了很多；比如，台风来的时候，大家还是会互相帮忙。”安东尼奥说，澳门人有一种韧性，不管外面怎么变，他们都能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。

市井记忆不是一成不变的。它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改变，也会因为人的坚持而保留。在澳门，这种改变和保留同时发生。有些东西消失了，有些东西还在。消失的让人惋惜，但保留的让人安心。或许，这就是城市变迁中最真实的一面：不是非此即彼，而是新旧共存，彼此交织。就像红街市门口那棵老榕树，根扎在水泥地里，枝叶伸向天空，既属于过去，也属于现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