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强第一次站在大三巴牌坊下面的时候，是2003年的秋天。那时候他刚跟同乡从珠海拱北过关，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，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一个地址——新马路附近的一栋旧楼，二楼，门口挂着褪色的塑料门帘。同乡说那里有个“肖二肖”的盘口，开奖快，赔率比正规彩票高得多。阿强当时在建筑工地做杂工，一个月挣不到两千块，寄回家一千五，剩下的五百要撑一个月。他记得很清楚，那天下午阳光从牌坊的缝隙里斜射过来，照得他睁不开眼，可他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：万一中了呢？

一、大三巴脚下的“肖二肖”

“肖二肖”这个名字，在澳门老城区的街坊嘴里，其实是个半公开的秘密。它不像赌场里的百家乐那样明晃晃，也不像六合彩那样有正式的投注站。它更像一种街坊之间的“互助会”——当然，这是好听的说法。难听点讲，就是地下私彩。庄家通常是本地有些势力的小老板，他们租下旧楼的一层，摆几张折叠桌，墙上贴一张手写的生肖表，每期开奖前两小时截止投注。参与者大多是码头工人、茶餐厅伙计、清洁工，还有像阿强这样从内地过来的外劳。

阿强第一次去的时候，屋里已经挤了十几个人。空气里混着烟味、汗味和廉价香水味。一个穿花衬衫的中年男人坐在角落，面前摊着一本软皮笔记本，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号码和金额。他头也不抬地问：“买什么？多少？”阿强掏出五十块，说：“买肖二，五十。”花衬衫抬眼看了他一下，嘴角动了动，没说话，在本子上写了一笔。旁边一个阿婆凑过来小声说：“后生仔，第一次来吧？肖二肖今天赔率是一赔八，你买五十，中了就是四百。”阿强点点头，手心全是汗。

那天晚上开奖结果出来，阿强没中。他买的是“兔”，开出来的是“龙”。五十块没了，相当于他三天的工钱。他走出那栋旧楼，大三巴的灯光已经亮了，游客还在牌坊下面拍照。他站在台阶上，忽然觉得有点荒唐——自己连一只兔子都抓不住。

二、阿珍的账本

阿珍是澳门本地人，五十多岁，在营地大街附近摆摊卖牛杂。她参与“肖二肖”已经十几年了，算得上是资深玩家。她的摊位下面有个铁盒子，里面除了零钱，还藏着一本巴掌大的记事本。本子上用圆珠笔工工整整地记着每一期的开奖结果、投注号码、输赢金额。十几年下来，这本子换了七八本，最早那本已经发黄发脆，用橡皮筋捆着。

“我不是赌，我是在算。”阿珍一边剪牛杂一边说，语气很平静。“你看啊，肖二肖一共十二个生肖，每期开一个，理论上每个生肖开出的概率是一样的。但实际上不是，庄家会调。有时候陆续在三期开同一个肖，有时候隔一期开一次。我记了十几年，发现每年农历七月和八月，开‘虎’和‘马’的次数特别多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两个月是暑假，游客多，买这两个肖的人少，庄家就开出来杀那些追热门的人。”

阿珍说她最惨的一次是2008年。那年她儿子要结婚，她想着多赚点礼金，把攒了三年的八万块全押在“龙”上。结果开出来的是“狗”。她坐在牛杂摊后面，整整一个下午没说话。后来她儿子知道了，跟她吵了一架，说你再买这个我就不认你这个妈。阿珍停了半年没碰，可半年后又开始买了。“没办法，习惯了。每天不买一点，心里空落落的。”她翻开最新的那本记事本，指着最近一期的记录说：“你看，我昨天买了二十块‘鸡’，中了，赔率一赔六，赚了一百二。今天买了三十块‘猴’，还没开。”

我问她这么多年总共是赢是输。她想了想，说：“算总账肯定是输的。但我不算总账，我只算今天。今天赢了就是赢了，明天再说。”

三、阿强的转折

阿强在“肖二肖”上陆陆续续输了差不多两万块。那是他2004年到2006年之间攒下的全部积蓄。他不敢跟家里说，也不敢跟工友借。最穷的时候，他陆续在一个星期只吃白饭配咸菜，把省下来的钱拿去下注。他记得有一次买了两百块“牛”，开奖前他蹲在旧楼门口的台阶上，双手合十，嘴里念念有词。旁边一个老伯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后生仔，你求谁都没用，这个看运气的。”阿强说：“我知道，但我就是想中一次大的，把之前输的全赢回来。”老伯摇摇头，走了。

那次他中了。两百块赔率一赔七，他拿到一千四。他拿着钱走出旧楼，第一件事是去新马路那家茶餐厅吃了一碗云吞面，加了一碟叉烧。吃完他坐在餐厅里，忽然哭了。他说不清为什么哭，可能是高兴，也可能是害怕——他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这种感觉了。那种开奖前心跳加速、开奖后要么狂喜要么绝望的循环，像一根绳子，把他牢牢拴住了。

2007年，阿强因为签证问题被遣送回内地。临走那天，他又去了一趟大三巴。他没进那栋旧楼，只是在牌坊下面站了很久。他想起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，手里攥着五十块，心里想着“万一中了呢”。现在他明白了，那个“万一”永远不会来。他摸了摸口袋，里面有一张回珠海的船票，还有一张纸条——是阿珍塞给他的，上面写着：“后生仔，回去好好过日子，别再来澳门了。”

四、庄家的视角

老陈是“肖二肖”的庄家之一，做了快二十年。他在新马路附近有两间铺面，表面上是卖电子产品的，实际上后面的房间就是开奖的地方。他很少亲自出面收注，都是顺利获得几个“下线”去收，自己只负责定赔率、开奖、结算。他说这一行最重要的不是运气，是“心理”。

“你要知道哪些号码买的人多，哪些买的人少。买得多的，你就调低赔率，或者干脆不开。买得少的，你就开出来，让那些人尝点甜头，下次他们就会买更多。”老陈说这话的时候，正在用手机看马经，语气很淡。“当然不能太明显，不然没人来了。要让他们觉得有规律，但又摸不透。就像钓鱼，你得让鱼看见饵，但不能让它吃到钩。”

老陈说他不怕输钱，怕的是“上头”的客人。有些人输急了，会跑到铺面来闹，砸东西，甚至拿刀威胁。他遇到过三次，最后一次是2012年，一个中年男人输了十几万，半夜拿汽油来泼门。老陈报了警，那人被抓了，判了两年。从那以后，老陈把开奖的地方搬到了更隐蔽的居民楼里，收注也只做熟客。“这一行做久了，你会发现，赢钱的永远是庄家，输钱的永远是那些想翻本的人。”

五、那些消失的面孔

阿珍的记事本里，除了号码和金额，还偶尔会写几个名字。有的是欠了她钱的，有的是跟她一起买了十几年、后来突然不来了的。她指着其中一个名字说：“这个叫阿全，码头搬货的，以前每期都买，后来输太多，老婆跟他离婚了，他就没再来过。听说是回内地了。”又指着另一个名字：“这个叫阿玲，在赌场做清洁，买了三年，中过一次大的，有十几万。但她没停，继续买，后来全输回去了。现在不知道去哪了。”

阿珍说，在大三巴附近买“肖二肖”的人，来来去去就那么一批。有人赢了走了，有人输了也走了，更多的人是输输赢赢，不断留在这里。“就像大三巴那块石头，风吹雨打几百年，还在那里。EVO视讯(科技)这些人，也就是石头缝里的草，长一茬，枯一茬。”

她合上记事本，把铁盒子锁好，推着牛杂车往营地大街的方向走。夕阳照在她背上，影子拉得很长。大三巴的游客还在拍照，有人举着自拍杆，有人吃着葡挞。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推着牛杂车的阿婆，也没有人知道她口袋里那本记事本上，记着多少人的悲欢。

六、后来的事

2019年之后，澳门警方加大了对地下私彩的打击力度，“肖二肖”的盘口少了很多。老陈关了铺面，据说去了东南亚。阿珍还在卖牛杂，但她说现在买“肖二肖”的人少了，她也买得少了。“年纪大了，经不起那个刺激了。”她笑着说，露出嘴里缺了一颗的门牙。

阿强回了珠海，在一家物流公司开车，一个月挣四千多。他结了婚，有了一个女儿。偶尔路过拱北口岸的时候，他会想起大三巴，想起那栋旧楼，想起那个穿花衬衫的庄家。但他没有再去过。他说有一次他梦见自己又站在那栋旧楼门口，手里攥着五十块，门帘掀开，里面的人回头看他。他站在门口，怎么也迈不进去。醒来之后他出了一身汗，然后起床给女儿做早饭。

大三巴牌坊依然立在那里，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游客从它下面走过。他们拍照、打卡、发朋友圈。很少有人知道，就在牌坊后面的旧楼里，曾经有过一个叫“肖二肖”的盘口，有过一群像阿强、阿珍这样的人，他们在这里押上自己的运气、积蓄、甚至人生。他们的故事没有被写进任何官方记录，只留在阿珍那本发黄的记事本里，留在阿强偶尔的梦里，留在大三巴脚下那些被踩得光滑的石板路上。

阿珍说，她打算明年把牛杂摊收了，回老家中山养老。那几本记事本她准备烧掉。“留着也没用，又不能让死人复活，也不能让输掉的钱回来。”她说这话的时候，正在给一个游客剪牛杂，剪刀咔嚓咔嚓响，像在剪断什么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