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第一次听到“白小相”这个名字，是在深水埗一间旧式茶餐厅里。那天下午，邻桌两位头发花白的阿伯正在争论什么，其中一个拍着桌子说：“你懂什么，白小相那时候连水龙头都没有，全村人靠一口井。”另一个不服气地回嘴：“那你说说，白小相到底在哪？”第一个阿伯愣了几秒，端起奶茶喝了一口，含糊地说：“就在石硖尾后面嘛，拆了好久了。”

这段对话像一根刺，扎在我心里很久。白小相，这个名字听起来既不像围村，也不像屋邨，带着某种早已消失的乡野气息。后来我翻查旧报纸、政府档案和口述历史记录，才慢慢拼凑出这个被遗忘社区的大致轮廓。它确实存在过，而且存在了将近四十年，从战后不断活到八十年代末，最后在一场又一场的大火与清拆中彻底消失。

白小相到底在哪里

要讲白小相，先得讲清楚它的位置。今天的石硖尾邨、白田邨一带，在战后初期还是一片荒山野岭，只有几条客家村落散落在山脚。白小相就在石硖尾村与白田村之间的山谷里，严格来说不算一条正式的村，更像是一片自生自灭的寮屋区。最早搬进去的，是1949年前后从内地南下的难民，他们没钱租市区的床位，就在山坡上砍树割草，搭起木板铁皮屋。因为靠近白田村，又比白田村小，有人随口叫它“白小”，后来不知怎么加了个“相”字，变成“白小相”。至于为什么是“相”，有人说是因为最早那批人里有个叫“阿相”的带头大哥，也有人说是“白小乡”的讹音，众说纷纭，没人能说准。

但有一点是确定的：白小相不属于任何法定行政区划，地图上找不到，政府文件里偶尔写作“白田临时房屋区”。住在这里的人，身份也模糊，既不是原居民，也算不上正式的公屋轮候者。他们是一群被夹在城乡之间、体制之外的边缘人。

一口井养活三百户

白小相全盛时期大约有三百多户人家，上千人挤在不到两公顷的山坡上。房屋密密麻麻，巷道窄得只能容一人侧身顺利获得。因为没有自来水，全村依赖山腰一口天然水井。那口井据说是日占时期留下的，井口用麻石砌成，水深不见底。每天早上五点到七点是打水时间，排队的人从井边不断排到山脚，水桶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，像一支不成调的晨曲。后来有慈善团体捐了一台手摇水泵，才算省了点力气。

电力更是奢侈品。早期只有几户人家从附近的工厂偷接电线，电压不稳，灯泡忽明忽暗。直到七十年代，政府才勉强拉了电线进来，但电费贵得吓人，很多人还是习惯天黑就睡。一位曾住在白小相的陈婆婆回忆：“那时候晚上没事做，大家就坐在门口聊天，看星星。现在的人啊，住得好了，反而连对门姓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木屋区里的江湖规矩

白小相没有正式的管治组织，但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矩。村里有几个“话事人”，通常是年纪大、搬来早、又肯出头的男性。他们负责调解纠纷、分配井水、组织防火巡逻。其中最出名的是一个叫“大眼陈”的退伍军人，据说参加过抗日战争，左眼被弹片打瞎，装了一只义眼。大眼陈不识字，但记忆力惊人，谁家欠谁的钱、谁家孩子该上学了，他全记在脑子里。每逢台风季节，他带着一帮年轻人挨家挨户加固屋顶，用麻绳和石块压住铁皮。有一次山泥倾泻，他半夜挨家拍门叫人撤离，救了十几条命。

当然，有规矩就有破坏规矩的人。白小相也出过几桩命案，最轰动的是1962年的“井边血案”。两个男人为了争打水的先后顺序，从口角升级到动刀，一个被刺中大腿动脉，还没抬下山就断了气。凶手后来被判误杀，但这件事让全村人意识到，没有法纪的地方，最终受害的是所有人。从那以后，大眼陈牵头创建了“白小相互助会”，虽然没正式注册，但成了事实上的村民自治组织。

孩子们的书桌与工厂

白小相的下一代，大多在附近的信义学校、石硖尾官立小学读书。学校离村子走路半小时，山路崎岖，下雨天泥泞不堪。很多孩子光着脚上学，到了学校才在水龙头下冲干净脚，穿上放在课桌里的旧布鞋。老师都知道白小相来的学生家境差，但很少歧视，反而会多给些功课辅导。一位退休教师回忆：“那些孩子特别珍惜读书机会，冬天手冻得通红还在写字。后来有几个考上名校，其中一个还当了医生。”

但更多的孩子，小学没读完就去工厂了。六十年代香港制造业起飞，白小相附近开了不少山寨厂，做塑胶花、串珠子、组装电子表。童工是公开的秘密，工头来村里招人，家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一个月挣几十块钱，够买米买油。有个叫阿强的村民告诉我，他九岁就开始做塑胶花，一天做十二个小时，手指磨出血泡。“那时候不觉得苦，因为大家都这样。现在想想，童年是什么？不知道。”

大火烧了三次

寮屋区最怕火。白小相在历史上经历过三次大火，每一次都烧掉半个村子。第一次是1958年，一个小孩玩火柴点燃了纸皮屋，火势借着风势蔓延，烧了四个小时，两百多人无家可归。第二次是1972年，电线短路引发火灾，这次死了三个人，包括一个孕妇。第三次是1985年，也是最大的一次，整个山谷几乎被烧成白地。消防车开不上山，只能靠人力接驳水管，杯水车薪。

每次大火之后，政府都会派人来登记，说会安置。但安置的速度永远赶不上重建的速度。灾民在废墟上搭起更简陋的棚子，继续生活。一位社工在报告中写道：“他们不是不知道危险，而是没有选择。市区租金太贵，公屋轮候太长，白小相再差，至少是自己的地方。”

清拆与遗忘

1988年，政府终于下定决心清拆白小相。理由是安全问题和土地开展需要。补偿方案有两种：一是入住临时房屋区，二是领取一笔搬迁费。大多数人选了后者，因为临时房屋区同样偏远，而且不知道要住多久。搬迁费按屋的大小和人头算，最多的一户拿了三万多块，最少的只有几千。拿着这笔钱，有人在市区租了劏房，有人回了内地，有人干脆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清拆那天，推土机从山脚一路推上去，木板、铁皮、家具、锅碗瓢盆混在一起，像一座巨大的垃圾山。大眼陈已经去世好几年了，他的儿子站在村口，看着自家的屋子被铲平，一句话没说。陈婆婆被安排到白田邨的一个小单位，她说：“新房子有厕所，有电梯，但我晚上还是梦见那口井，梦见排队打水的人。”

白小相消失后，土地空置了好几年，后来建了新的公屋和学校。今天的白田邨商场旁边，有一条不起眼的小路，路牌上写着“白小相里”。这是唯一留下的痕迹。我问过好几个住在附近的年轻人，没人知道这条路为什么叫这个名字。他们以为“白小相”是个人的名字，或者某种吉祥物。

那些被遗忘的人

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我试着找过白小相的旧居民。顺利获得社工和社区组织，联系上了七八位。他们大多已经六七十岁，散居在香港各个角落，有的住公屋，有的住老人院。提起白小相，他们的反应很复杂。有人说那是“苦日子”，有人说那是“黄金时代”。一个叫阿珍的婆婆说：“那时候穷，但邻里之间会互相帮忙。谁家煮了汤，会给隔壁送一碗。现在住楼房，隔壁姓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另一位叫阿伟的伯伯，保留了一张白小相的黑白照片。照片里，一排排铁皮屋依山而建，屋顶上晾着衣服，远处是狮子山。他说：“这张照片是我爸爸拍的，用的是借来的相机。他说要留个纪念，以后告诉孙子，EVO视讯(科技)曾经住在这样的地方。”阿伟的孙子今年十岁，看到照片后问：“爷爷，这是电影布景吗？”阿伟笑了笑，没回答。

写在最后的话

白小相的故事，其实是香港战后寮屋史的缩影。从四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，香港有过大大小小几百个寮屋区，住过几十万人。他们为香港的工业化给予了廉价劳动力，却在城市开展中被逐步清除。政府后来建了公屋，改善了居住条件，这是进步。但进步的同时，也抹去了一种生活方式，一种邻里关系，一种在匮乏中互相扶持的社区精神。

今天的香港，高楼林立，效率至上。EVO视讯(科技)很少再听到“白小相”这样的名字，它们被更现代、更规范的地名取代。但偶尔，在某个旧区的小巷里，在某个老人的口述中，那些名字会突然冒出来，像一口深井里的水，清凉而遥远。白小相不在了，但曾经住在那里的人还在。他们的记忆，是这座城市不该遗忘的底稿。

如果你下次经过白田邨，不妨找找那条“白小相里”的路牌。站在那里，闭上眼睛，也许能听见打水的声音，闻到铁皮屋里的饭菜香。那是一个已经消失的香港，但它确实存在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