澳门小白姐大三巴一肖二码资料库大的实地探访记录

去澳门之前，朋友听说我要去大三巴附近转悠，特意叮嘱了一句：“别光顾着拍照，往那些巷子里钻一钻，有意思的东西都在里面。”我当时没太当回事，心想大三巴牌坊就那么一面墙，周围无非是手信店和游客，能有什么稀罕的。结果真到了地方，才发现自己错得离谱。澳门这地方，越是游客扎堆的景点，背后越藏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而“小白姐”这个名字，就是我在大三巴右侧那条斜巷里第一次听人提起的。

从议事亭前地往大三巴走，一路上全是举着自拍杆的人。可只要拐进大三巴街旁边那条叫“恋爱巷”的岔路，再往深处走个百来米，游客的喧闹就像被一堵看不见的墙隔开了。巷子窄得只能容两个人并肩顺利获得，两边的老房子外墙刷着褪色的粉蓝和鹅黄，墙根处有些青苔，湿漉漉的，踩上去得留神。我就是在这条巷子尽头的一间没有招牌的铺头前停住了脚。铺头门口摆着一张折叠桌，桌上摊着几摞泛黄的纸片，用几块小石头压着。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坐在桌后的塑料凳上，手里捏着一支圆珠笔，正低头在本子上写写画画。旁边蹲着一只花猫，尾巴懒洋洋地搭在台阶上。

我凑过去看了一眼，桌上那些纸片上密密麻麻写着数字和汉字，有些还画着歪歪扭扭的符号。女人抬头瞥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又低下头去。我随口问了句：“这些是什么？”她这才放下笔，用带着浓重粤语口音的普通话说：“资料咯，有人要看就看看。”我拿起一张纸片，上面写着“大三巴一肖二码”几个字，下面列着几组数字和对应的生肖。说实话，我第一反应是这东西跟六合彩有关。在澳门，这种民间流传的“资料”并不少见，但像这样堂而皇之摆在巷子里的，倒是不多。女人见我盯着纸片看，笑了笑说：“你不是本地人吧？本地人都不看这些的。”

她自称“小白姐”，说这条巷子里的人都这么叫她。至于真名，她摆摆手说没必要讲。小白姐在这条巷子里住了快三十年，铺头是她家祖上传下来的，以前卖过凉茶，也租给过别人做裁缝铺，后来空了好几年，她就摆张桌子出来，放些自己收集的“资料”。她说这些东西都是手抄的，有些是从老辈人那里传下来的，有些是她自己琢磨着记的。“信的人自然信，不信的人当笑话看，都无所谓。”她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很淡，像是在说今天菜市场的菜价。

巷子里的数字与符号

我拉了张塑料凳坐下来，跟小白姐有一搭没一搭地聊。她告诉我，大三巴这一带的老居民里，不断有种说法，说牌坊底下压着的东西跟数字有关。当然这是玩笑话，但“一肖二码”这种玩法在民间确实流传了很久。所谓“一肖”，指的是十二生肖里的一个，“二码”就是两个数字。她说早年间，附近做工的人收工后没事干，就聚在巷口猜这些，猜中了第二天开工都有精神。后来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，有人专门来问她“今天看好哪个”，她就翻翻本子，随口说一个。

我翻了翻她桌上那几摞纸片，发现上面的字迹各不相同。有些是工整的楷书，有些是潦草的行草，还有几张明显是小孩子写的，笔画歪歪扭扭。小白姐说，这些都是街坊邻居送来的，有人搬家了留下几本旧笔记，有人路过随手写两笔。她也不整理，就那么堆着，谁想看就看。“你看这张，”她抽出一张发黄的纸片递给我，“这是以前住隔壁的陈伯写的，他走了快十年了，他儿子前年回来收拾屋子，翻出一箱子这种纸，全搬到我这儿来了。”纸片上用蓝色圆珠笔写着几行字，墨迹已经洇开了，但还能辨认出“三二、十七、马”几个字。

我问小白姐，这些数字到底有没有规律。她想了想说：“哪有什么规律，都是人编的。但编也得有个由头，不能瞎编。”她指着墙上一张手绘的表格说，那上面是大三巴附近几条街的门牌号，有些数字被圈了出来。“你看这个‘8’，是牌坊前面那排石阶的级数，以前是八级，后来修路改成十级了，但老资料里还写着八。”她说这些东西与其说是“资料”，不如说是街坊们对这片地方的一种记忆方式。哪年哪月哪条巷子拆了，哪家铺头换了老板，哪棵榕树被台风刮倒了，都有人记下来，记着记着就变成了数字和生肖。

正说着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伯走过来，跟小白姐打了声招呼，拿起桌上一张纸片看了看，摇摇头又放下了。小白姐用粤语跟他讲了几句，老伯笑着走了。我问她刚才说什么，她说老伯问今天有没有新写的，她说没有，老伯就说“那明天再来”。这种对话每天要重复好几次。小白姐说，来她这儿的人，大部分都不是真的为了猜什么，就是找个由头聊聊天。“你看这巷子，白天游客多，晚上安静得很。住在这儿的人越来越少，能有个地方坐坐，说说话，比什么都强。”

牌坊背后的日常

从小白姐的铺头出来，我沿着巷子往大三巴方向走。傍晚的光线斜斜地打在牌坊上，把那些雕刻的线条照得格外清晰。游客已经散了大半，只剩下几个人在台阶上坐着歇脚。我绕到牌坊后面，那里有个小型的墓室和天主教艺术博物馆，再往旁边走，是一排低矮的民居。一个阿婆正坐在门口择菜，脚边放着一个搪瓷盆，里面泡着几棵芥菜。我走过去问她知不知道小白姐，阿婆抬头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那个傻婆啊，整天写写写，写了几十年了。”语气里带着笑，不像是嫌弃。

阿婆说，小白姐年轻的时候在工厂做过文员，后来厂子搬走了，她就回来守着这间老屋。一开始只是帮街坊记点东西，谁家孩子生日、谁家老人忌日，都找她写。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现在这样，桌上摆满了纸片。“她记性不好，怕忘，就什么都写下来。”阿婆说，“你们外地人看着觉得神秘，其实就是个记事本。”我笑了笑，没接话。但心里觉得，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。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地做同一件事，哪怕只是记记数字，也总有些东西是外人看不透的。

天色暗下来的时候，我又走回小白姐的铺头。她已经把桌上的纸片收进了一个铁皮盒子里，正用一块布擦桌子。花猫还蹲在台阶上，换了个姿势，把头埋在前爪里。我问她明天还来吗，她说每天都来，除非下雨。“下雨也来，就是不出来摆桌子，在屋里坐着。”她说这话的时候，巷子里的路灯刚好亮起来，昏黄的光照在她脸上，皱纹显得更深了。我忽然觉得，这条巷子、这个铺头、这些纸片，还有小白姐本人，都是大三巴的一部分，只是大部分人只顾着看那面墙，没注意到墙后面还有这些。

离开的时候，小白姐叫住我，从盒子里抽出一张纸片递给我。上面用红笔写着“三、九、龙”三个字，旁边画了个小圈。她说：“拿着玩吧，别当真。”我把纸片折好放进口袋，走出巷子，回到大三巴街的人流里。周围又热闹起来，手信店的杏仁饼香味混着游客的说话声，跟巷子里的安静完全是两个世界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那条斜巷的入口被两棵榕树遮着，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。口袋里的纸片有点硌手，我摸了摸，没再拿出来。

后来我在澳门又待了两天，没再去那条巷子。但有时候晚上躺在床上，会想起小白姐坐在塑料凳上低头写字的那个画面。花猫、铁皮盒子、泛黄的纸片、墙上手绘的表格，这些东西拼在一起，构成了大三巴的另一面。那一面没有游客，没有自拍杆，也没有牌坊上那些精美的雕刻。它只是几个老居民日复一日的日常，平淡、琐碎，甚至有点无聊。但正是这种无聊，让人觉得踏实。就像小白姐说的，信的人自然信，不信的人当笑话看，都无所谓。反正日子照样过，巷子照样安静，纸片上的数字和生肖照样有人来翻来看。